在十多年的产品设计生涯中，经常看到许多用户反馈需要各种功能，然后还会加上一句：这个功能又不复杂， 在选项中加个选项就好了。
但设计产品就是设计默认值，因为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去更改设置。所以新功能如果不是默认展示，或并不改动默认值，那么基本上约等于不存在，优先级自然很低。
一些数据和观察：
- Google Maps 相比 Apple Maps 要好很多，但是自从 iOS 开始预装 Apple Maps，一年后在 iPhone 上使用率超过 Google Maps 三倍。
- 在器官捐赠方面，丹麦为 4.25%，而法国为 99.91% ，差别在乎前者需要人们主动选择捐赠，而后者是默认捐赠，如需退出需要主动提交申请。
- 在老家看父母使用手机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改过任何默认值，比如相机的拍照模式，手机壁纸，应用排列的顺序等。使用应用也基本上不太会拒绝，所以通知栏各种 Push 都是打开的。
虽然在流氓软件中我们看到各种默认值的套路，比如安装送全家桶，卸载默认勾选不彻底删完等。但默认值并非是设置了就能生效，在《When and why defaults influence decisions: a meta-analysis of default effects》这篇出自剑桥大学论文中，还提到有三个要素在影响：
- 人们在不太熟悉或复杂的选择之间作出决定时，会倾向于依赖默认值，因为认为设计者掌握更多有价值的信息（即专家推荐）。但是当人们觉得设计者不可靠时，这个因素就会降低。比如早期流氓软件还没兴起的时候，许多人使用 Windows 时安装软件基本上都是一路 Next ；而后续发现各种软件赠送全家桶太狠时，就会很谨慎的点击每一步的安装，把那些勾选都勾掉。所以设计者的专业度和口碑，是影响默认值生效最重要的元素。
- 如果取消默认值需要付出更多努力，则决策者可能更倾向于使用默认值。因为与选择不同的选项想比，保留默认的选择更容易。比如 iOS 上这些年新增的提醒、地图等应用，都极大地蚕食了之前产品的市场，因为对用户来说，这些默认的产品足够用了，没有动力去再下个新的。当这个选项被默认选择时，人们其实是在做判断题，即这个默认选项是否满足他们。
- 默认选项描述的是决策者生活的一部分，那么他更改默认值就越难，因为这就像是禀赋效应一样。比如当时说服家人使用支付宝更方便，他们则一直迟迟不肯使用认为不安全。而存折这种纸质媒介（且上面有数字）则是他们的默认值，以至于经常还要问我要不要再额外办个存折以防万一。所以决策者认为默认值反映了现状，则默认选项越有效。
在设计产品时候如何应用默认值的这些特性？
- 在产品中提供默认值来减少摩擦，避免让用户做出大量选择。从开发者角度来看，提供过多配置，让用户选择，这样好像是在尊重用户。但是实际上对用户来说，反而增加了选择的困难，很可能导致弃用。我们在许多 SAAS 产品中看到的模板化配置，就是有效降低摩擦的一种手段，比如 Notion、Canvas 的新手配置流程。
- 当你想知道人们真实选择时，不要提供默认值。比如在做问卷调研的时候，尽量能打乱选项且随机才好。比如当时 flomo 为了验证用户付费到底是为爱发电还是真正对功能有价值，我们就强制付费者选择为何付费，其中除了各种付费功能，还有个选项就是为爱发电，且这个选项是随机排布没有默认值，后来看到这个选项低于 10% 才真的安心下来。
- 尝试成为用户在某个场景下的默认值。比如怕上火喝王老吉，就成为了吃火锅某种默认值。又比如朋友做的「目标地图」，如果定位是 todo，则已经有了太多替代；而如果定位是「个人 OKR」工具，则有可能成为这个新品类的默认值 —— 这里可以再看看特劳特的《定位》，即创造新品类并成为第一，也就成为了大多数人选择的默认值。
- 当试图取代默认产品时，记得提供降低摩擦的方法。比如网易云音乐当年导入虾米的歌单，Notion 支持导入 Evernote 等。但要小心，这种方法更适合没有网络效应的工具性产品，因为只需要改变单个用户的行为习惯即可。而网络效应强的产品，比如聊天软件，即使能导入社交关系，也会因为许多用户行为（及动机）很难一起被改变，而无法降低使用摩擦。
不过默认值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作用，在政策和社会文化方面提现更强，即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设置默认值可能会改变选择本身的含义。因此随着时间推移，会导致更多人选择默认选项。
比如在默认捐赠器官的国家，大家觉得这种行为没什么大不了的；而在自愿捐赠器官的国家，这会被视为一种非常慷慨的行为。
论文中许多案例并非是出自互联网产品设计，而是较多公共事务和政策上的应用。
默认值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，比如可以降低产品使用门槛，或节省时间；也可以用来推广各种流氓软件，签订各种不平等协议。
所以对产品设计者来说：默认值反映的是自己的良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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